貝葉掛毯與維京人 第三部分
對於千禧年,比較重視圍繞“normandité” 的情調,諾曼性的。對千禧紀念的興趣在各國廣泛傳播,宣稱是對諾曼的銘記。參與者不僅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也有來自北美國家的,並給魯昂和諾曼人帶來了許多禮物。所有這一切都要歸功於為紀念諾曼王朝傳奇的創始人“羅洛”而形成的巨大的“諾曼底”社區。魯昂羅洛的雕像,由 Letellier 於 1869 年雕刻而成,被賦予特別的榮譽。羅洛故事的傳播導致了一個問題—他是丹麥人 或挪威城市奧勒松人,奧勒松也是羅洛傳說的發源地,也有一個魯昂雕塑的複製品。法戈,北達科他州,一座挪威移民城市,對慶祝的興趣也傳到了這裡,同樣收到了禮物。
兩本奢華的書在慶祝活動後不久出版:《Le Livre du Millénaire de la Normandie》 和 《Le Millénaire normand, souvenirs, études.》 這兩本書都是有關討論藝術學術文章,文學,以及諾曼底從成立之初到 20 世紀初的歷史的合集。在所有這些內容中,貝葉掛毯——於1842年就被展出在貝葉公共圖書館——似乎只注意到其中一個極其小的角色,只有在 Estrup 的日記中提到了掛毯圖像中有關斯堪的納維亞的元素。當一塊敘事性刺繡於1912年在挪威Ofverhogdals教堂的倉庫中發現時,只有一個非常簡要的與貝葉掛毯建立起平行關係的筆記。 《Le Livre du Millénaire de la Normandie》包括了由埃米爾 · 特拉弗斯於1906年在貝葉所讀的報紙,其中他覺得貝葉掛毯製作於英國,為貝葉的奧多主教所製,時間在1088到1092年之間。魯昂出版了與週年慶典有關的學會會議的會議記錄,包括了由Eugene Anquetil於1907年出版珠不同的意見,他認為貝葉掛毯製作於貝葉,為主教奧多所製,於1077年在他的大教堂展出。諾曼學者沒有找到他們的斯堪的納維亞根源可視且可斷定的刺繡作品。
在19世紀文學中,維京人總是與船隻有關。但是沒有人知道早期北歐船隻的實際外觀,就算是有一些插圖也是非常稀奇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1825年發行的《Frithiof 的傳奇故事》,由瑞典作家 Esaias Tegnér 所作的 英雄詩集,書中將維京人的船隻改造成一條神話般的龍,也許是延續了傳奇故事的描述。
1880年,在果克斯塔出土的北歐船隻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對維京船真實外觀的注意。與貝葉掛毯上船隻的相似的醒目,人們開始注意到北歐、諾曼和英國船隻之間的聯繫。 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哥倫布博覽會上,展出了一副全尺寸在挪威製作的果克斯塔船的複製品。
這隻船從卑爾根起航,跨越大西洋到達芬蘭,然後到達科德角和紐約,沿著伊利運河到達五大湖,最後到達芝加哥。這是為了強調雷夫 · 埃里克森(挪威探險家),維京人是北美真正的發現者,大約比哥倫布早500年。也許掛毯上船隻的圖像是為了重建船頭伸出舌頭的頗為奇特的龍,因為果克斯塔船上沒有獸首的船頭。船舷上緣的護盾裝置與掛毯上看到的類似。從那時起,刺繡上的船被確認為真正的“維京”式。
果克斯塔的發現導致人們對貝葉掛毯中丹麥興趣的蓬勃發展。 1885 年,一幅全尺寸的,彩色的掛毯影印本在哥本哈根附近的腓特烈城堡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現在依然收藏在那裡。約翰內斯 - 斯廷斯特魯普(1834-1935 ),哥本哈根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指南作家,是羅洛理論、諾曼王朝的傳奇創始人的倡導者,他也是一個丹麥人。因此,貝葉掛毯被聲稱是丹麥不可分割的文化遺產。在1925年由約翰內斯 - 斯廷斯特魯普修訂的指南中,有一些掛毯船隻和維京船隻相似性的證明 ; 諾曼戰士明確等同於北歐海盜(維京人)。
1933年,菲利斯·阿克曼,一個美國藝術史學家,寫了關於貝葉掛毯作為北歐文化的反映,基於她主要關於文學來源的論斷。她描述掛毯為北歐人藝術最偉大的現存紀念碑,聲稱十一世紀的諾曼人基本上還是北歐人。她看到貝葉掛毯的真正主題是神聖宣誓,榮耀的北歐法規的核心動力。當哈羅德在與威廉在布列塔戰役中為伴時,他做到了北歐(挪威)的預期:一個客人被期望與一個像他自己家臣的對手戰鬥。一場偉大的的戰前晚宴在北歐文學中是司空見慣的,根據北歐的習俗,她認為 Vital 作為一個使者,作為兩敵之間的信使,為即將到來的比賽、戰爭或是辯論作一 個正式的宣告。當威廉向蓬蒂厄發送信件以解救哈羅德時,在邊上有兩隻公雞,一隻金色的一隻暗紅色。
Bayeux Tapestry – 11th Century by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City of Bayeux.圖 19 :貝葉掛毯局部,上邊界上的公雞。
對於北歐人公雞是厄運的信使,因為一隻金色羽冠的公雞和一隻深紅色的公雞在下層社會中是用來宣布世界末日的,因此,我們有一個哈羅德的世界終結的北歐預言。阿克曼在談及斯堪的納維亞信仰的時候提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守護者——費爾加,一個類似動物特徵的形態。她建立起愛德華與獅子,哈羅德與鷹,威廉與豹, Turold 與鵝以及 Guy de 蓬蒂厄與 levriver (一種法國賽狗)之間的紐帶,但她沒有說明這些究竟是如何在掛毯中展開的。阿克曼描述哈羅德的旗幟為一條龍 “ 用風吹鼓起來,就好像是真正的野獸正在看守 ”。
她還提到當西格德(北歐神話中的英雄)去打仗時他媽媽給他做的旗幟,如沃爾松格傳說中所描述: “ 它是一個烏鴉的形狀,當風把它吹起來時,它好像張開了翅膀。 ” 龍與烏鴉是戰神奧丁的屬性。
與此類似,呂西安繆塞在挪威於1951年評論威廉的節圓旗和靈厄里克風格的金屬旗幟和風向標之間形狀的相似性。
E. M. C. 巴勒克拉夫注意到了旗幟鳥形的設計,並評論說 “ 維京烏鴉旗幟一直在他們的後代——諾曼人中保留。 ”
11 世紀中期諾曼人的信仰依然被認為是維京人或甚至是北歐人的,在德國納粹時期我們看到了它的縮影,由巴黎德國藝術史中心主持在進行掛毯的研究。其中一個主要的研究者是赫伯特·揚孔教授,羅斯托克大學的考古學家,他領導了 1930 年到 1939 年間的赫德比考古遺址維京人定居點的考古調查。赫德比早期的丹麥探索被納粹德國智庫接管,一個研究祖籍歷史與文化的學會,以調查日耳曼民族的早期物質文化為目的。貝葉掛毯被視為諾曼人的紀念碑,他們自認為是維京人,自認為是日耳曼人的一部分。承諾的書沒有出版, 但是德國的項目首次嘗試通過一支由來自不同領域的訓練有素的學者組成的團隊,對掛毯進行全面、細緻、專業的研究。在1957年,通過研究視察,弗蘭克 · 史丹頓立即就看到了一個相似性。
二戰後,對貝葉掛毯中斯堪的納維亞元素的關注更加多了起來。 1957年,在丹麥羅斯基勒峽灣發現的 11 世紀斯庫勒萊烏船提供了刺繡上所繪船隻最有價值的信息。他們證明,雖然在他們的描述中只運用了少量的藝術技巧,但是掛毯中的船隻是非常真實的。
1970 年發行的丹麥郵票再現了貝葉掛毯中的造船情景。
它連接了丹麥維京人傳奇的海上技能以及他們的表親諾爾曼人的技能。 1982年,羅斯基勒維京般只博物館從事了一項建設一艘維京船的複製品的項目。他們選擇了斯庫勒萊烏船隻中一個比較小大約14米長的貨船。
其目的是使建造技術和使用工具盡可能地接近原件。技術從打撈上來的殘塊、從原件上模糊的工具痕跡以及貝葉掛毯上推斷而來。事實上,掛毯是我們所擁有的中世紀造船技術唯一的當代資源。打造這艘船耗時兩年,他們稱之為咆哮埃格(咆哮橡樹艦)。所使用的工具與刺繡中所繪造船的場景相似:伐木斧,板斧,小形斧,勺鑽(乳鑽),以及錛,都跟刺繡上證明的相似。用眼睛檢查船的邊的描述強調了用眼睛對準各部件和檢查測量的重要性。
这种船的海上性能是完美的,咆哮埃格被形容为 “ 穿越时空的旅行者和一个惊人时代精神的有形提醒。 ”呂西安繆塞認為,這些彎曲屋頂的建築在盎格魯 - 丹麥英格蘭時期被採用,並從那找到了進入建築物的掛毯的全部細節的途徑。還有另外一些物品可以與從挪威和丹麥的發現扯上關係,比如在博瑟姆一個人填充到船裡的彎形工具,在蓬蒂厄發現的船錨、船頭的怪獸、家具上的動物頭柱等。
在丹麥遺址中發現的劍與掛毯中的發現也很相似。北歐人的連接已經在貝葉掛毯中看到的軍事戰術初見端倪。 1030年挪威發生的史狄克斯達德(Stiklestad)之戰以及掛毯中所描繪的黑斯廷斯戰爭的相似性被 A.W.Brøgger (挪威考古學家)指了出來,在 史狄克斯達德戰役中,弓箭手的角色對戰爭結果起決定性作用, Brøgger 認為,由於貝葉掛毯顯示雙方都使用了弓箭手,英國和諾曼人都從斯堪的納維亞學到了這種戰術。
貝葉掛毯經常拿來與英國和法國歷史著作聯繫研究,同時也拿來與英國的史詩與法國的武功歌進行研究。除了阿克曼的研究外,掛毯的敘事與圖像很少與斯堪的納維亞的傳奇故事進行比較,也許是因為它們較晚的日期。但是瑪麗蒙特森王已經解釋了在 Aelfgyva 所處位置下面的橋門的符號,像是一個古老的北歐概念的反映:斯堪的納維亞史詩中所描述的塵世與另外一個世界之間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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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王在里薩拉(Risala)記載中也追溯到了這個主題:10 世紀,一個阿拉伯旅行家與一個俄羅斯維京人相遇的描述。她特別指的是故事中所描述的維京王的葬禮儀式。正如她所說的那樣,該說法似乎有點牽強,但對此將會有更多準備的解釋。其他的一些研究人員關注建築門道的斯堪的納維亞特徵。
必須要對卡昂大學歷史教授在其後的研究表現致敬,他的出版物參考了所有貝葉掛毯中北歐元素的研究。認識到中世紀西北歐不同文化中的斯堪的納維亞因素,繆塞是我們對掛毯的理解的遺產的影響超群的 “ 話筒 ” 。
在二十世紀期間,斯堪的納維亞人、維京人、及貝葉掛毯錯綜複雜的內容再一次聯繫在一起。可以看到斯堪的納維亞人——也許是維京人,作為對立陣營之間的共同紐帶,以及英格蘭和諾曼底之間的共同元素。不是把貝葉掛毯解釋成一個盎格魯諾曼文件 ,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一個征服產生的更加細緻入微的社會,一個結合了英國,盎格魯 - 丹麥和諾曼文化的反映。在他的《貝葉掛毯與黑斯廷斯戰爭》一書的序言中,莫恩斯 · 魯德解釋說,他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已經觸碰到了一個事實: “ 我是一個丹麥人,並同時擁有盎格魯撒克遜和諾曼人血統。 ” 這種陳述說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