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藝術家來說,一張紙上沒有“錯誤”的一面

藝術作品從哪裡開始,又在哪裡結束?雖然畫布有明顯的正面和背面,但用一張紙就不是那麼簡單了。對於決定將哪一面粘貼到相冊中的收藏家,或者一個機構選擇在哪一面印上郵票,是最先畫的那一面還是最有趣或最重要的主題的那一面?通常是主觀決定——藝術家很少對正反面的指定感興趣——對他們來說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聖母、聖嬰與貓》(正面,c. 1478-81),達芬奇,大英博物館。

紙張的雙面性是其技術的一個關鍵方面,通常在藝術家思想的發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翻頁讓我們能夠跟上他們的步調,見證其創作過程。在萊昂納多繪製的《聖母、聖嬰與貓》的正面,聖母的腿是一些雜亂的線條,一直到反面才讓他得以解決。然而,在簡化一個區域的同時,他又將另一個區域複雜化,為聖母的頭部他嘗試了三種不同的替代方案,表明了一種其通過薄塗來加強最右邊的輪廓同時部分消除其他區域的偏好。​​​這個改動讓聖母與基督之子的頭部以更強的對角線排列,同時也改變了母子之間的關係。萊昂納多建議藝術家應該在手邊放一面鏡子來觀察他們的作品,使他們的作品變得陌生,從而更容易評估他們的錯誤。從正面到反面的追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另一種方式。
《聖母、聖嬰與貓》(反面,c. 1478-81),達芬奇,大英博物館。

另一幅雙面畫顯示米開朗基羅使用紙張的反面表達其腦中天馬形空的想法,一側則是一幅完成度很高的提丟斯畫像——宙斯因其企圖強姦萊托對其判刑,讓兩隻禿鷹永遠地啃蝕他的肝臟。古典主義者簡·哈里森指出,“對於奧林匹亞正統的崇拜者來說,提丟斯是‘最卑鄙的罪犯’,這讓他的轉變更加令人驚訝。米開朗基羅沿著提提丟斯的軌跡旋轉90度,把他變成了復活的基督,他的腳踩在墓穴的蓋子上,他的手指向天空。鑑於基督姿勢的自然性和提丟斯的扭曲,有人提出,也許是基督而不是提丟斯,才是被描摹的對象。無論哪種方式,這樣的繪畫都說明了米開朗基羅想像力的靈活性,可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看到新的機會,但也展示了雙面繪畫的力量及其變形和逆轉的潛力。

高度個人化,時而辛酸,時而古怪,它們還罕見地讓人們得以一窺藝術家的日常生活,從食譜、購物清單到詩歌片段,應有盡有。在《聖史蒂芬被引向殉難》的研究的背面,西班牙藝術家胡安·德·胡安斯記錄了看似隨機的各種奇聞異事,包括描繪圣杰羅姆的正確比例、關於愛情的拉丁諺語、媒染劑的配方以及如何測量河對岸距離的圖解說明。

《身後有個男人頭的年輕女人》(1519),盧卡斯·範·萊頓著,大英博物館。

最近,盧卡斯·範·萊頓的一幅敏感的粉筆肖像畫被拿了出來,揭示了一幅16世紀後期的手繪草圖,其中包括爬行昆蟲和一隻大鷹。這些自發的情感流露似乎與今天人們對這些畫作的崇敬背道而馳,但說明了它們作為一種”股票交易“的功能,作為一種有用的模型代代相傳,無論從象徵意義上還是從字面上都可以藉鑑。

一個海神、一個年輕女子的頭像和一個刻有男孩頭像的獎章(反面;16世紀後期)盧卡斯·範·萊頓,大英博物館。

在準備 1616 年左右為羅馬奎里納勒宮小教堂創作的《反叛天使的墮落》壁畫時,安德里亞·康莫迪隨手拿了最近的一張紙片,那張紙片恰好是一封信的外頁。在這幅“信封背面”草圖中,天使們在信的地址和蠟封周圍扭動翻滾,因為它們可能會納入到壁畫的建築元素中。

四個多世紀後,當羅傑·希爾頓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因病臥床不起時,他給妻子畫家羅斯·希爾頓的“夜信”在寫作、繪畫、情書和裸體之間徘徊,紙的正反面都會用上,這些載體常與對用品、藝術和酒精的需求交織在一起,還有無盡的購物清單。

在建築師和設計師伊尼戈·瓊斯的一幅作品的背面,我們在藝術家的簽名旁邊發現了一幅手寫式的男性裸體畫。無論是想法的流露,還是只是測試一個新的筆尖,在一個重視繪畫與完成作品的目的論關係的藝術史上,像這樣的草圖很少受到關注。

《反叛天使的墮落》(約 1616-1620),安德里亞·康莫迪,大英博物館

然而,這樣的繪畫有力地證明了聯想思維的力量,繪畫的樂趣空間,無意義的押韻和深思熟慮,這些都可能是創造性實踐的重要溫床,但它們也可以是平凡的,窺視藝術家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同樣具有啟發性。